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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要说起武德最为充沛的时代，毫无疑问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。那时，无论是成年人、老人，还是孩子，都能熟练掌握枪械使用，甚至懂得基本的战术、战地医疗和防核防化知识。许多女性也能熟练操作炮火。这种全民皆兵的状态，在当时能够说是非常普遍。

  说实话，那时候中国的民间军事素养，几乎超越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正规军。其他几个国家的黑帮火拼，在中国人眼里不过是儿戏——我们是真正为了应对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。然而，这种强硬的军事准备也带来了不小的社会问题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中国的社会治安一度非常混乱，抢劫、杀人案件频发，街头的悍匪像家常便饭。飞车抢劫、砸警车的事件屡见不鲜，公安局甚至贴出“飞车抢劫，当场击毙”和“抢劫警车是违法的”这种警示标语。

  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，到了上世纪末，中国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禁枪政策。每天最高能收缴17万支枪，至今中国对的管控仍然维持高压态势，任何涉及的案件都是重大案件。即使像黄河玩具厂这样的小企业，也因管控而遭遇倒闭。从全民持枪到实行最严禁枪，中国的这段历史充满了波折。很多人可能不相信，过去百姓手中的还是由教员号召发放的。当时国际局势紧张，教员们认为，要保证国家的安全，不仅正规军要强大，民兵组织也需要增强力量。1958年，中国开始大力推行“民兵师”建设，号召16到50岁、身体健康的男女都加入，甚至连孩子们也去参加了。为了迅速武装民兵，1960年，军委决定将一些除苏式仿制武器外的杂旧武器交给民兵。很快，80多万支步枪、冲锋枪、机枪甚至大炮被发放到民兵手中，且这些武器来自28个国家，种类非常之多，口径各异。随后，所有武器都按规定进行改制，统一为国产制式的口径。于是，民兵不仅能用枪，还能了解枪械原理，甚至具备手工制作的能力。

  除了发放武器和改制武器，军方还发布了《民兵军事训练手册》和《赤脚医生手册》。前者涵盖了武器使用、化学防护、战术训练以及核战后的生存技巧；后者则讲解了战地急救、止血、骨折固定等自救方法。这两本手册成为当时民众的“必备宝典”。虽然许多70后、80后并未直接参与这类训练，但耳濡目染之下，他们也掌握了一些基本技能。当时，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为可能的战争做好了准备。

  然而，随着国际局势的稳定，国家逐渐把重心转向经济建设，人口流动也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治安问题，问题尤为严重。1983年，沈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“二王案件”，影响极其恶劣。王氏兄弟在沈阳空军医院偷窃被发现后，开枪打死4人，打伤3人并逃窜。逃亡途中，他们利用自制在多地作案，甚至在武汉检查站连续开枪，致使4名民警丧生。此案件直接促成了80年代的严打行动。

  除了这起案件，武汉的张明高、魏振海和张君等人系列持枪杀人案也接连发生，甚至还出现了持枪抢劫、绑架警察等极其离谱的事件。那些流氓把凶狠和悍匪作为荣誉，甚至视悍匪为偶像。尽管开始管控，但1993年湖南郴州永兴县爆发的民间械斗，使得中央决定加快禁枪的步伐。马田村和井岗村因世仇而积怨已久，1993年9月，两村的冲突彻底爆发。最初，两村使用鸟铳对射，后来竟然开始用土炮互轰。两村为此组建了作战指挥部，还设立了多个后勤补给点。最终，双方联合了周围7个乡、33个村的民众，带着各种武器参战。警察赶到后，竟被警告不要插手，终究是由武警出动，才制止了这场长达34小时的械斗。现场查获了军用大炮、土炮、和大量炸药等武器。这一事件让中央深感震怒。

  为彻底遏制泛滥，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法》，并展开了为期三年的全国收缴活动。期间，任何主动交出非法的人都不予追究，而抗拒交出的将受到严厉处罚。三年内，约收缴了170万支，数千万发子弹以及大量的造原料。而对于早期登记在册的，也逐步加紧管理，最终实现了彻底清除。

  提到收缴，不得已提青海化隆县。这里因贫困而形成了地下的制造市场，村民们曾在地窖里私自制造仿，甚至将这些“黑枪”销往全国甚至境外。为了根治这一问题，政府采取了实际措施，给村民提供了拉面制作的培训，支持他们转行做拉面生意。通过这一种方式，当地的“黑枪王国”彻底改头换面，化隆县的村民如今已经在全国开设了成千上万家拉面馆，彻底摆脱了“黑枪”标签。 今天的中国，治安状况日益良好，问题早已成为历史。其实，背后的道理很简单：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时，人人皆兵是为了震慑外敌；而当国家能够专注于内部发展时，就成为了暴力和不稳定的根源。有人拿美国的拥枪自由来做比较，实际上，自由是相对的。想要极致的拥枪自由，就得做好随时有可能遭遇枪击的准备；而如果你想拥有深夜安心出门吃烧烤的安全环境，就不能对拥枪自由提出过高要求。真正的自由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可以不做某些事。如果你不想被枪击，即使选择回家种地，远离喧嚣，也不用担心安全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至于“平民不持枪，战争怎么办”，可以完全放心，中国的国防战略早已为全球战争的可能性做好了充分准备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